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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们本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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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们本有的光明

歌 郭文斌

传统节日是人类的童年记忆

和:这次茅盾文学奖,你的《农历》最后排名第七,大家都认为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得到这个成绩真是挺不容易的。

郭:是,大家都说它是这次评选中的黑马。对这本书,从内心来讲,我还是有些自信的,因为出版以后有许多出乎意外的事给了我信心。一天,我接到一位读者的电话,让我联系一下出版社,批发给她两千册书,她要捐给一些愿意接受捐助的学校,让孩子们去读。说来惭愧,当时我的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人要么是百万富翁,要么是一时冲动。如果是一时冲动,几万元花掉,家里成员找我的麻烦该怎么办。就没有急着联系出版社,心想等两天再说。不想过了几天,她又打来电话,问联系得怎么样了。我仍然没有急着给他责编的电话,而是找了个理由,到他们家去探究虚实。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也羞愧不已。房子面积不到六十平方米,很旧的楼,却收拾得很温馨。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居然特别支持家人做这件事,而且买了包书纸,要把这两千册书包好皮,然后在扉页上盖上“像五月六月那样成长”的章子,然后送给孩子们。真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惭愧。我这些年也做一些公益,但和他们比起来,真是太差劲了。同时,作为一个作者,觉得自己的书能够被一位读者用她微薄的工资收入购捐,真是非常安慰。我就把责编的手机给了她。书到了后,她让我参谋一下如何才能让这些书发挥最大的效益。我问她想以什么形式流通。她告诉我两个原则,一不能让单位和记者知道这件事,二不搞捐赠仪式,又一次震撼。

和:这的确让人感动,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产生共鸣的。但是我想,大家对于小说基本的特质还是有一个潜在的理解。对《农历》而言,这种特质比较弱。你觉得是它的哪些方面打动了读者,有哪样的特点?

郭:就本书而言,评委们能把它送到这一程我已经非常感激了。从小说本身来说,它确实不具备“茅盾文学奖”习惯上所看重的元素,但是评委们却让它进入到前十,最后得票第七,内心深处确实无尽感恩。至于你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大概是它正好应对了现代人的缺失吧,不是说缺什么补什么嘛,我觉得《农历》可能正好补到了人们最缺的那一块。不知你注意了没有,《农历》在评选过程中的得票变化非常有意思,从178部进80部的第19名,到80部进40部的第11名,40部进30部的第11名,30部进20部的第8名,20部进10部的第7名,10部进5部的第7名,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被逐渐认可的过程。我估计,刚开始有些评委压根就不知道这一本书,压根就没看,后来在北京集中阅读的二十天,分组讨论时听到有些评委对它评价比较好,才补读的。

和:我读的时候,从头读到尾都觉得很特别,特别到有点,感觉上微微有点怪。就是能感觉到作者写的过程中那种坚持,怎么坚持下来的?让两个孩子二人转一样唱到最后,而且没有故事。

郭:对啊,十二年,多少物事都变了,可是一个作家的心没有变,这一点我对自己很满意。

和:我觉得《农历》的语言很有特点。读您的作品,直接就能感觉到您的散文跟《农历》所使用的语言很不一样。

郭:那是两个方向。《农历》是一个纯粹的世界,一个纯粹得有点另类的世界,每当我的脑海中出现五月和六月这两个小精灵的时候,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套语言就跟了上来。面对这两个绝尘的小天使,两个不流于世俗又在世俗生活中成长的这么两个小天使,说实在的,在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点的时候,没有语感的时候,是不愿意去写的。这十五个节日我整整写了十二年,就是这个原因。要我强行坐下来写《农历》,第一写不出来,第二也不愿意。说来大家可能有些不相信,要写某个节日,我总要等到对应的那个节日气氛或者说是气象到来才动笔。比如说要写《中秋》,我就等到中秋假期,关掉手机,首先进入那个世界,才动笔。在那个特定的气氛中,你会真切体会到什么叫“灵感”。因此,《农历》的语言实际上并不是我刻意要那样,它是一个自然生成。

和:开始写《农历》时会想到要用两个孩子作主要人物吗?

郭:这大概也是天意,关于节日在《农历》之前我已经写了很多了,那时写的都是散文,比如《腊月,怀念一种花》、《点灯时分》、《中秋》等等。既然是散文,主人公当然是“我”。两个孩子的出现很偶然,那是1998年,快过大年的时候,一天,两个孩子从脑海中冒了出来,非常活跃,非常有感觉,几乎没有怎么构思,文字只是跟着他们奔跑、狂欢,不觉就是四万多字,也就是《农历》中的《大年》一节。

和:是不是用两个孩子形象的时候,你写《农历》就更顺?

郭:对,他把你的记忆储存打开了,他带动起来的题材,还有你的情绪、情感是最最原初的,而且农历这种宏大的文化体系,这样大的框架,只用一个视角我觉得是不够的。

和:但是你并没有用一个故事承担,每一个节气里面基本上来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故事。

郭:故事还是有的,只是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典型,要说它是一种更“原始”的故事。在第三篇《吉祥如意》发表之后,李敬泽老师建议我改变一下叙述方式,不要老是两个小孩,但我还是非常固执地坚持下来了,因为只要一想到要把他俩换掉,就没了感觉,乔家上庄那个世界的门,一下子就关上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我觉得最高的写作原理,就是两个字,天意,作者只能服从它。

和:可能改了以后你就写不下去了。

郭:对,后来连着写出两三篇之后,敬泽老师默许了,也接着发表了,这让我非常感动。

和:他意识到了你的方式和题材的相衬吧?

郭:应该是。现在想来,用两个孩子去表达,可能更适合“农历”。我讲过一句话,大年也好,所有那些传统节日也好,可能都是人类的童年记忆,所以在越来越物化、越来越欲望化或者说越来越喧嚣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传统节日式微是必然。因为传统节日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童年记忆,那是人类的心灵未受污染之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用两个孩子很相应。

和:节日会给每个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很深的感觉。

郭:那是,因为它是一个被高度祝福化的时空点,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偏执的观点,那就是祝福产生美,因为祝福是“真”和“善”的媒介。相对于孩子来讲,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被污染,更加适合祝福成长,借用古人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更加“相应”。

和:但是“农历”的大部分节气、节日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你觉得孩子更适合在中间担任一种学习的角色?

郭:对,“孩子”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分别。从心灵来讲,不存在孩子和成人之分。或许在人家孩子的眼中看成人的世界显得很幼稚,很孩子气呢。现在人们一提起童年视角,往往认为是在简化叙事方式,是取巧。

和:我倒不觉得是取巧,其实不是,你并没有因为他们是两个孩子而削减内在的力度。

郭:因为背后的叙事者还是成人。

和:尤其是我读《吉祥如意》的时候,最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你的那些文字后面有一个潜在的问题,一个困惑。有一个追问一直在故事里存着,孩子们在追问,实际上这是你的追问。如果不存在这个追问,不存在你尝试着通过他们来解答,那你写的童年是幼稚的;因为有了这个追问,就不是幼稚的。说到底还是写作的质量问题。作品的质量上去了,这时候说你用儿童做主角,这就是为了与你叙述的目标相契合,和你的主题相配,是这种感觉。

郭:对,看完《农历》,大家会发现,相当的篇幅在对话,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叙事过程中,觉得只有对话才能表达你想要表达的,只能如此。后来,我在读传统经典的时候,十分吃惊地发现,对话也是著者最重要的动力模式。

和:像《理想国》柏拉图,还有苏格拉底,包括孔子。

郭:这可能是冥冥中的一个选择。

和:这是你下意识的地做出了一种与自己感觉比较相配的一种选择。

郭:就是当你写到那里的时候,问题自然出现了,你必须回答,一个对话就生成了。

和:你也可以想象有另外一种方式,比方说“端午”,你可以写发生在端午的一个故事,把它起名为“端午”,但是那并不是针对端午本身的一个解说。

郭:那是一种写法。但是作为长篇《农历》的特定节日,应该有一个特定的意象。

和:你想把这个意象表达出来。其实这个很难。

郭:对,完成一个特定的意象是不容易的,它既需要特定的配料,还需要特定的配方。从一定意义上讲,十五个传统节日,就是十五个不同的意象。它事实上是传统留给后人的十五种精神营养。

和:那你有没有过担心,就是你用两个孩子的对话这种手法来写,故事性弱,会显得作品沉闷,不好读?

郭:这个担心是有的,因为我在发了四五篇的时候,就有编辑明确地说我在重复自己,当时作为短篇分投,也有退稿,这个时候,如果你定力不够的话,肯定会放弃。这时就需要一种寂寞精神做支撑,当然这种寂寞精神首先需要自信做底。有了这种寂寞精神,你就能够有勇气和力量放弃暂时的红火和热闹。你就会在心里想,不管你们认可与否,不管你们用还是不用,我都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已经超越过自己一次,《大年》是1998年写完的,之后在各杂志社辗转,2003年才在《钟山》发出来,如果一个作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迎合心理,遇此,肯定会放弃这种题材和写法。我之所以坚持了下来,是自信帮了忙,这种自信也是一种自觉,一种价值自觉。

和:你是不是意识到了,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是你所独有的,别的写作者不从这个角度看生活。

郭: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当时我预感到了一种“天意”,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人潮,他们是一群试图还乡者,却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和:你想为他们做导游?

郭:对,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天已经黑下来了,可是我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在我心急如焚时,我看到了炊烟,听到了母亲唤归的声音,那种欣喜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个受益者,当然愿意拿这个消息和伙伴分享,不管他们信不信。

和:你是说,《农历》是一条回家的路?

郭:对,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别人能做的、已经做得很好的事,就用不着我们再去忙乎了,我们应该做那些有永恒价值但别人又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太多了,产品也太多了,重复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按照通常的长篇形式,《农历》确实靠不上去,但我觉得用传统的方式真是没有办法传达我的价值理想,那就是我在创作谈中讲到的那段话:

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农历”的精神是安详

和:读这本书的时候,明确地感觉到你想要提供一种方式,你有许多东西想要告诉读者,你有一种教化人心的企图,一个打算。我觉得文学的形式是无穷的,我可以说很多形式都有自己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提供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形式,这就丰富了小说的领域。但是这也并不意味传统小说的形式无法承载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用你独特方式,只属于你自己的调调来唱这个歌,但是不等于别人用别人的调调就唱不了这首歌。

郭: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但是从《农历》本身来讲,首先它本身的节奏是慢,甚至我觉得慢都不合适,应该是静,尽管它看上去非常狂欢。如果用传统小说的速度、节奏来要求它可能不适合。你看“点灯时分”,当我们面对面前的灯海、灯花的时候,那种心如止水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走进安静的过程,也是一个走进纯粹的过程。

和:因为你是在写传统节日,这种时候你开始回望、凝思,当然会是安静的,你必须进入这种境界和状态才和节日相配。

郭:对,以前我也写过一些传统节日的散文,发现文字快不起来。我还写过一篇《大年是一出中国文化的全本戏》,倒是写得很快,读者反映也很好,转载率也很高,但是我自己知道并没有进入农历的血脉,还是在概念中空转。

和:你是在做知识性的介绍。

郭:对,因为你没有进入农历的核。每一次回老家,当我走进那个小山村的时候,从那个山头上走过的时候,你就觉得进入了一种节奏,那就是静。每次回到老家,晚上我都会一个人出去,坐在山头上,抬头,明月就在当空,一伸手,星星就在掌心。那种寂静,真是有种融化人的力量。这几年已经没有当年的感觉了,因为村里已经有拖拉机和摩托车这些东西了。当年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种持久的浓烈的厚实的寂静,真是太震撼人了。我觉得传统节日本身就是农耕文明这个根结出的一种果实,当我走进那个山村的时候,我已经得到了滋养。当然现代人不可能都逃到小山村里去生活,我们需要在城市的喧哗中找到安静。

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变了,比如城市化,不能像原来一样按节令来了,但是你如果和土地有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大自然节令的奇妙之处。

郭:那是妙不可言。我讲过一句话,农历时代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农历精神”。“农历精神”就是类似于一种安详的东西,它作为人的基因也好,集体无意识也好,肯定是在我们生命中存在的,它甚至可能是我们健康、幸福的保障。

和:你好几次提过你原来得过一个大病,遇到高人指点,要你安详,从此你对安详从内心深处是信服的,而且我知道你也是在执着地传播着这种观点。

郭:那当然,因为本人因此而获得了再生,作为一个人,受恩图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年,我可真是身心疲惫、身心焦虑、身心憔悴,现在,这种症状消失了,想想看,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再看周围,城市人也罢,乡村人也罢,不少是当年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像我的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母亲八十,但是任何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是欢喜,但是我从兄嫂的脸上已经看不到那种程度的欢喜了,在侄子的脸上又看不到兄嫂脸上的那种欢喜了。由此我想,我们一直在追求物质的丰富,生活的改善,但是当人们的目光中没有了喜悦,这算不算进步?

和:而且大家喜悦的内容也不一样了,更容易被外界的东西左右了。

郭:那种外在的东西带给人的快乐已经不是喜悦了。我说过一个词可能大家不愿意听,现代人更多的可能是处在一种伪快乐或者说是泡沫快乐之中,它需要物质来做保障。古人寻找的快乐更多的是不需要条件做保障的快乐。“有朋友自远方来”,他“不亦乐乎”,“人不知”他也“不愠”。他的快乐不需要条件做保障。就是说,他们寻找的是一种根本快乐,种快乐。

和:你所推崇的价值观,能不能总结一下呢?

郭:“安详”啊,或者说是“农历精神”。

和:前段时间去海南东坡书院听到苏东坡在海南的一些事情。在海南时他非常贫困,不能住官舍,搭茅屋,但是他很快又开始写诗,教当地的人学习文化,改进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对当地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很长久的影响。你能说古人的快乐总结出来也是安详吗?

郭:苏东坡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文人,但我觉得他还在寻找安详的路上,这从他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来。

和:我欣赏他的就是,你说他是在寻找安详的路上,但是他一路上洒下的都是充满天才的诗篇。

郭:对,但天才不等于智者,不可否认,他比别人已经快乐多了,但是他还没有找到根本快乐,这有他的诗文可以做证。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都在寻找安详的路上,或者说,他已经看到了安详的冰山一角,也许正是这“一角”,让他比其他人可爱了许多。

和:你的安详说我有一点困惑,我这么问也是因为我感到费解。“安详”我们理解可以是一种心理状态,精神状态,这个状态你是靠通过淡化你的物质欲望,简化你的生活,向内观察自己,内省这些途径来得到的,但是可能我们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又是其他的果实,不一定是安详。

郭:有可能。2006年,我有些自不量力,也有点儿歪打正着地提出安详的概念,没有想到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提出这个概念之后,有人跟着就问,安详到底是什么?这才发现自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很大的题。所以在中华书局出这本书的时候,编辑建议书名用《安详》,我说不敢,还是《寻找安详》吧。在不断地寻找过程中,我发现,安详其实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复杂,它既是一个体,又是一个用,因为古传统已经透露了这个消息。就是说生命它本身就是安详和快乐的一体两面,只不过人们已经习惯于向外看,让安详成了一种灯下黑,当然也就让快乐成为一种灯下黑。事实上它们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只不过看上去是两个面,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那样。

关于你的困惑,我非常理解,不同的人通过淡化物质欲望、简化生活、内省这些方式,得到的结果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淡化物质欲望、不简化生活,特别是不内省,就无法找到安详。这就像不是每个人出门都能捡到金子,但是不出门就连捡到金子的可能都没有。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淡化物质欲望、简化生活、内省的人,他虽然不一定能够找到安详,但是他会离安详越来越近,他虽然不一定能够登堂入室,但是他至少可以闻得堂中音讯。

和: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也在和别人争论,现在很多人都说童年,说现在的孩子童年丢失了,不快乐了。我反驳说可能他们在野外奔跑的时间少了,但是童年最主要的是感受世界的这颗心灵是纯净的,它感受世界的时候心里没有先入之见,是一个纯粹的接受世界的过程,他童年接受的东西依然是他一生的乡愁。我这样说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悲哀。当你回到村里,翻过山梁,看到你熟悉的景物的时候你会觉得回到了故乡。这对现在的孩子来讲可能略有点遗憾,可是他哪怕走到冰岛去了,只要一看到麦当劳却觉得像见到亲人一样。可能这个时代的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快乐的,快乐有境界高和境界低,但是每一个时代境界高的人一定是最少的,大部分是我们普通的人,来用我们庸俗的方式快乐。

郭:这我认同。现在的孩子和过去的孩子,乡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拥有的童年快乐和记忆是不存在优劣或者好坏分别的。这些年我编刊物,发现许多城市孩子写的童年记忆也很感人,火车道上的童年,工厂大院里的童年,等等。没错,童年记忆是不存在分别的。我想说的是,对于人的心灵的承载来讲,现代人的心灵负累要多得多。一个同样的心灵平台,现代人上面堆积的东西太多,或者说必须堆积的东西太多。我们在乡村世界里只要很简单的物质就能保障生活,但是城里人很难做到。也有人说过,郭文斌你倡导大家过安详的生活,没错,但我现在生活在城里,没有工作我怎么安详?如果在乡村,至少不至于被饿死,只要有地种。等等。当然,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城里也有不少人,他们已经不需要为生计发愁,但仍然不安详,就是说,他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安详。不少富翁,赚钱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保障生存,一些官员,贪污的目标已经不是为了保障生存,那么,是为什么?因此,对于城里人来讲,安详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土地,或者说是最后的故乡。

和:这都是特殊的,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些。

郭:是,古人的价值观与现代人是有区别的,古人教孩子“勿营良田,勿营华屋”,不要买过多的田产,不要盖过多华丽的房子,那么,干什么呢?追求人格,追求根本快乐,但是现在我估计很少有家长这样教孩子了。

和:只除了你们家吧,嗬嗬。

郭:我从我的孩子身上发现,在未接受安详观之前,他很不快乐,接受了之后,很快乐,又非常上进。

和:不要那么浮躁和世故。

郭:对,他发现他的人生变得充实起来。他现在也抽空做义工,做得很快乐。以前你要是说不给一分钱的报酬,要他在马路上站一天,他会说做不到,凭什么?

和:至少从服务他人中感受到快乐和价值了。

郭:对,这是古人早就发现的快乐逻辑。

和:也许是生活方式的不同,人们感受这种价值观的敏感度降低了。比方说我们确实都是从大自然里获得食物的,然而他直接面对天地,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超市。

郭:对,现在是交换,获取食物的过程是交换的过程,而在过去是直接领受大自然的馈赠,农历本身就是一个馈赠体系,也是一个如何正确领受馈赠的体系。以前读《道德经》,不懂得“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是什么意思,现在才知它讲的就是一种大馈赠大奉献精神,不求回报,没有分别,只是纯粹的奉献。

和:一旦开始劳作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今年我只是在地上种了几颗南瓜的种子,偶尔浇浇水,但是却结了一院子的南瓜。大地是非常神秘、非常慷慨的。

郭:那你说土地向你提什么要求了吗?

和:要水和化肥。

郭:向你要求签合同了吗?

和:它和天合作。

郭:对,它一点都没有要求。

和:是,它和现在我们凡事都要首先协议是多么不同啊。

郭:这就是天地精神。中国古人之所以强调效法天地,就是因为天地精神中有圆满的人格典范,有根本快乐。当年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里面谁的境界最高,孔子的回答是颜回。因为他“不迁怒,不贰过”。他为什么要首先强调不生气呢?当年搞不清楚,后来在寻找安详的过程中我突然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气?生气是因为自我被冲撞啊;人在什么情况下能不生气?无我啊。那么,如何才能无我?利他差不多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用现在时尚的说法就是通过爱别人。于此,天地给了我们最好的参照,那就是“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我们且不要说像颜回那样完全消灭掉自我,就是把自我尽可能地弱化,人的快乐也会成倍增长,因为人的烦恼和焦虑来自患得患失,而要消除患得患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去掉得失心。因此,古智者讲,“以无所得故,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涅槃”,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大安详境界,它的前提是“以无所得故”,通俗地讲,就是他已经没有得失心了,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还有得失心,那他离安详还有很远的距离。

所以,古人比照天地精神消除自我。因为“天同覆,地同载”,所以“凡是人,皆须爱”。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孔老夫子所讲的“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大自由境界,首先来自于一个前提,就是耳顺。耳顺,就是别人荣你,你快乐,辱你,你也快乐,所谓荣辱不惊,毁誉不动。那么,耳顺从何而来?无我。一个人,只要有自我,就无法荣辱不惊。所谓,名关不破,毁誉动之;利关不破,得失惊之。所以,古人首先在超越名利上做功课。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本

和:我觉得你有一点确实给人很深的印象,那就是你对传统文化有很深很深的情结。如果说别的作家有很多西方的元素,很多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但对你好像有一个特别纯粹的中国文化的根。你的作品里面这种色彩更浓烈。您是要刻意保持这种纯粹性吗?

郭:是,不但刻意,而且自觉。一说到对传统的尊重,有人就会说你老土啊,落伍啊。但在我看来,传统恰恰是最时尚的。当所有人都在兜圈子的时候,你站在原地不动,也许是最好的抵达方式,因为当人们兜了一圈回来,发现你已经早在目的地了。你原地不动,但你却成了最先到达的。在我看来,这就是“先锋”。

和:传统是超越时尚的。

郭:对,它是超越时尚的。传统是母亲,是我们来的地方,我们的来处就是母亲啊,有谁能够拒绝母亲呢?说得具体一些,传统就是天地之心,所以它是永恒的,不可能说今天有一个天地之心,明天又有另一个天地之心。

和:这不对,即使传统是一条文化的河,但是它仍然会随着时代发生一些调整的。

郭:再怎么调整它的基本元素是不变的。

和:我特别害怕这种比喻,我觉得你也应该警惕。这种比喻会把它固化了。当然传统有它基本的精神和元素在里面,但是传统一定是变的,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隔一段时间也是传统了,但隔100年来看,它已经不是此前的传统了,变化大极了。

郭:那我们两个人理解的传统的概念不一样,如果会变,它就不是传统。

和:你的传统是得自孔子吗?但是可能孔子与他之前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一样了,你所说的传统是从哪里开始呢?

郭:那不对,一些基本的价值是恒久的,你能说孔子时代的母爱和我们今天的母爱有什么不同吗?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正是在自觉地维护传统。

和:这不是传统,这是本能。这是人的本能的遗传,这是生殖本能和种族本能,这是人性。

郭:那文化承载什么?表达什么?文学表达什么?这么多年谁说母爱过时了?谁说亲情过时了?如果母爱不过时,亲情不过时,传统就不过时啊。

和:现代的人也没有说母爱和亲情过时了。一样在追求爱情和努力做一个很好的父母。我觉得母爱和传统是两回事,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文化性。传统不能把母爱来做着落点,母爱是孝顺这可以说是传统。

郭:当然,我只是用母爱作比,比喻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比如说这些年我们在探讨道德问题,那么,什么是道德?你不用比喻还是说不清楚。什么是道?我们是无法讲清楚的,但这些年我用交通规则作比,大家就觉得好理解。这套最古老的“交通规则”并不是古人创造的,只不过是古人发现的。古人发现了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现代仍然适用,人们只有按此出行才能获得安全,获得成功,获得快乐,在我看来,就是传统。这些传统并不因为时代在变化而过时?难道时代变了?我们就不需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了?嘿嘿,这又是一个比喻,但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本质,不然你怎么去讲道和德?“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告诉我们,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不是明月,但是他又必须借助手指,来给我们讲明月的故事,这真是一个无奈。

和:那你觉得如果我们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做一个比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郭:我觉得传统文化是一种根本文化,是一种灯的文化。嘿嘿,我又用了一个比喻。我在《农历》里面写了一个故事,盲女荞听完晚课,老师说天已经很黑了,你打一个灯笼回去吧。荞说我一个瞎子打灯笼有什么用?老师说,有啊,你是瞎子但别人看见你手中的灯笼可以让开你啊。荞说,那我就打上吧。就打着灯笼回家。不想半路上仍然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荞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手中的灯笼吗?对方说,你灯笼中的灯早已灭了。她就恍然大悟了。她悟到了什么呢?原来一切外在的光明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需要找到自己本有的光明。

我所理解的传统就是这个“本有的光明”,而能够让每个人点亮那盏永远不灭的,能够照亮他一生的心灯的方法,也是传统。

和:这个表达太诗意了,能不能具体点?比如说我问你,老师,什么是传统文化?你说传统文化就是一个灯,那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

郭:对,但是借助这个比喻,我们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内在,什么是根本性。换句话说,传统就是能够就把人带向内在和本质的道路和途径,它强调的是根性、种性。当然,这又是一个比喻。

“天人合一”是第一方法论

和:我就是这个感觉,你和自然和世界、土地产生联系的时候,你其实是和更大的世界产生联系了。

郭:对,世界是有无限层次的,它随着你的心量的扩展而扩展。当年,无法懂得“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是什么意思。现在,当一个水果来到我面前,我真有一种感觉,它是一个十分自足的世界,那么美妙,那么不可思议。面对它们,我有时会有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仿佛能进入它们的内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完美的世界。可是现在,你一口就把那个世界吃下去了。因此,每天吃饭的那段时间,是我最享受的时间,也是最感动的时间,也是最惭愧的时间,同时也是最受教的时间。

和:或者说你和那个世界融为一体了,你把它纳入你之中了。

郭:水果是如此,一花一草也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感觉,要想真正懂得《农历》,就会有一些难度。

和:也许讨论这个之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去做半天的种植和采摘,去挖土去施肥,经过这种真正的劳作之后再来谈。

郭:我还有一种记忆就是老牛犁田。天上还满是星斗,许多人还沉浸在梦乡,父亲就赶着牛上地了,那串丁冬丁冬响过巷道的铃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什么叫任劳任怨?牛就是。它知道今天该犁哪一块了,从这头到那头,从那头到这头,不辞辛苦,那种乖顺,真是让人感动。特别是看到他一边犁田,一边拉屎,你的心里就会特别难过。但是这样辛劳,生产出来的粮食,它自己又何尝品味过?

和:牛很聪明,它知道自己的职责。

郭:还有驴是同样的。我小时候看它驮运,那么重的一个麦垛,弄好以后它就静静地站在那里和你配合,等着你把沉沉的麦垛扔到它的背上。还有禾苗的破土而出,如果每天你盯住同一棵禾苗,跟踪它成长的轨迹,你就能理解做母亲的某种感觉,体会到母亲看着孩子从出生到一天天长大的那种感觉。还有杏子,从一朵花,到一个青杏,再到成熟,最后奉献给主人,那个过程,真是悄无声息,却惊心动魄。

当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全是种子,心里就打过一个闪电。

和:我想果树本意并没想要奉献,它本想给自己长一个果实,让果实将来再长成一棵杏树。

郭:对,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在吃种子,所以人食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欠账的过程,那可是无数的种子。古人讲老牛就是来还账的,所以它愿意默默的耕作。前世功课没有完成,欠账太多,所以今生来还账。

和:这要没有来生的话就还不清了,要是来生继续欠账怎么办?原来人是牛的讨债鬼,嗬嗬。

郭:古人讲得特有意思,“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当一个人心中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起来,就会“敬业”起来,因此,真正的“敬业”来自“畏业”。

和:有一点,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好,看到年迈的父母亲脸上有一种欢喜。有一次有个老爷子给我帮忙干点儿活,他看起来很老很老。我说大爷你笑得特别好。那种纯净的,带着内心亮光的笑容特别好。你仔细一看可能他牙没刷,脸上都是皱纹,手上泥巴还沾着,但是你会觉得那个笑容是个真正的笑容,心里出来的。

郭:他的内心是天然的。

和:当他意识到你懂得他的时候,他自然在心里与你距离拉近。第二次再见面他就非要给我塞几个东西不可,而且一定不要钱,我说这不行,您是做这个的,必须要付给您钱。他可能都不识字。

郭:我们现在一谈伦常,就会想到社会关系,但在我看来,真正的伦常是一种天地人的关系。所以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是有道理的,因为“天人合一”的背后可能是人的根本快乐,你不“天人合一”,就无法获得根本快乐。

和:“天人合一”就是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大自然,与大自然步调一致。

郭:最简单的“天人合一”就是睡眠,如果一个人在“天人合一”方面做不好,可能连觉都睡不好。补充我们生命力或者精力的,食物是一部分,更多的是睡眠。可是,有谁想过,为什么人睡一觉会缓过劲来?

和:可是如果饿着肚子睡觉多没劲。

郭: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奥妙。地道的中国农民是懂得这个的。一年二十四节气,什么节气做什么,他们非常清楚,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逻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吉祥,同样是“天人合一”的逻辑。因此,无论是健康,还是幸福,还是成功,“天人合一”都是别无选择的道路,因此,在我理解,它是第一方法论。

和:现行传统的节气是按北方地区制定的。春天的时候我去种豆子,人家说你种早了。果然我的种植过程特别艰难,最后人家种得比我晚,长得还比我的更快更好。

郭:不是种得晚的比你的长得更好,是他们种的时候正好。如果你有过农历经历或者小的时候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不用说就知道,那是一套法令,就是大自然的法则。所以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那是对这种法则的相应。

和:我开始不相信,就要提前种,四月初有的时候气温不低了,而且全球都变暖了,又是科技时代了,谁还相信节气呀。结果很失败。节气真地有道理。

郭:反季节菜之所以会吃坏人,就是因为违背了“农历精神”,是逆着来。要说这不能单单怪那些菜农菜商,还怪受众的非分之欲,冬天非要吃春天的东西,虽然你吃到了,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天人合一”的原则,它不是大自然赋予的,是你非分要求的。因此,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他宁可食用冬藏土豆冬藏萝卜,也不会食用看上去很新鲜的反季节菜。

和:它更像是工业产品,不是农业产品。

郭:很对。

现场即永恒

和:我觉得你的使命感还是挺强的。

郭:我认为作家本来就是为使命而来的。

和:你是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使命?还是文学有一个使命?

郭:在我心目中,文学不是小圈子的,不是局限的,它是一个普遍存在,既然它是一个普遍存在,那么它就应该具有普遍的价值和作用。通常,认为文学具有审美、娱乐、教育、认识功能。但在我看来,文学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祝福功能。一本名叫《水知道答案》的书,印证了这一点。作者是一位科学家,他拿两杯同样的水做实验,对一杯示爱,它结晶的花纹变漂亮,对另一杯示恨,它结晶的花纹变丑陋,很多次,结果都是如此。这充分说明,人的祝福具有现实意义。

和:那就像问“文字对人有没有诅咒作用”是一样的,那过去有人弄一个小人扎上针诅咒另一个也是管用的?

郭:应该是,诅咒肯定是有作用的,但是首先受诅咒的是诅咒者自己,因为在那个诅咒发出之前,他的心已经被污染了。

和:那个小人其实是他的镜子。

郭:对,因此,前一段时间,我在西部作家写作营“文学与风景”主题讨论会上讲过一个观点,什么是风景?风景是被祝福的结果,也是这个道理。

和:你这些说法令我觉得非常困惑。

郭:是吗?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提文学的祝福性,肯定有不少人质疑,但你仔细想想,确实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把山河大地看成一杯水,那些“漂亮”,从何而来?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江先生的实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反证法就可以明白。只不过那个祝福者太伟大了,伟大到我们无法感知而已。

我们还是回头讨论文学。我之所以认定文学具有祝福功能,是因为我看到了文字对人的巨大影响。我们知道,人在最关键的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受潜意识支配的。而潜意识从何而来?相当一部分来源于阅读。人们在平常不经意间读到的一句话,有时会影响他一生。如果一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候想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就会做一个民族英雄。如果一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刻脑海中冒出来一个句子“过把瘾就死”,他可能过把瘾就死了。这时,我们就明白,古人为什么要强调思无邪,善护念。真是非常有道理,因为任何进入我们眼睛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潜意识的一个分子,因此,我给我的诗集起名为《我被我的眼睛带坏》。

和:但我觉得这是观念在起作用,而不是文字。就是你把一个观念存在心里了,我们读到它的时候是通过文字,但是他自己感受到的是一个信念。

郭:不对,文字的组合本身具有诱导作用,这就像学生背英语一样,起初是一个单词,熟了就会成为一种肌肉反应,这时,单词已经变成潜意识。在我看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眼睛带坏的,因为古人认为,任何进入眼睛的信息都是一个种子,所以古人把心叫做心田,我在《农历》里面写到过,杂草种子一旦进入良田,是根本锄不尽的。所以,文字杀人是看不见的。一个杀手只要一杀人,国家公权就会制裁他,但是一本书要流通出去,是不可控制的,古人把它叫洪水猛兽是有道理的,它在影响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弟子规〉到底说什么》一书中,我详细写到了这方面实实在在的例证。

和:我担心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会有“焚书坑儒”。

郭:啊,这个词让人恐惧,但“焚书坑儒”恰恰弄反了。现在我的观点可能有些不受时尚者喜欢,但我确实认为,文化是需要引导的,如果我们不给文化做一个引导,不给读者把关,任由市场调节,是很可怕的。

和:基本的原则是要有的,但不能是管制。

郭:至少应该有人站出来倡导,就是说作为文化工作者要有责任心。在《农历》里我写到了一个公案,当年,百丈老人讲课,下课,却有一位听者站着不走。问有何事。听者说五百世之前他也是个讲师,只因为讲错了一个字,被罚做五百世狐狸,今日期满,请百丈老人送他一下。百丈老人应允之后,听者就不见了。百丈老人就让他的学生到后院去找一位亡僧,学生就很纳闷。他说我让你们去找你们就去。找遍后院,没有亡僧,却有一只狐狸死在大青石上。百丈老人说正是。遂以僧礼厚葬。这虽然是个公案,但其中包涵着大慈大悲。人家只是说错了一个字就被罚做五百世狐狸,那么这么多年,我说了多少错话,写了多少错字,如果要罚,恐怕是永无出期。

和:您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郭:你就不由得从心里升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就把电脑里当年写的自以为很现代很先锋的作品,非常果断地删掉了,存也不愿意存了,何况拿出去发表。

和:我感觉你很像个老师,不像个作家。因为你对观念、理论和教化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远远高于你对文学的虚构和感觉,大于创造这种东西的兴趣。

郭:我说过一句话,一列列车如果他的方向正确,它的速度越快越好,如果方向错误,它的速度越快越糟糕。现在人们常讲细节决定成败,却没有人讲方向决定成败,这真是舍本求末。同样,如果一个作家的价值观正确,他的名气越大创造力越旺盛越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一个作家的价值观错误,他的名气越大创造力越旺盛对社会的危害越大。

和:现在西方人说,试一试吧,just try。孩子们说这件事情我要不要做呢?老师说just try。

郭:这说的是局部的,一定范围内的尝试。但大创造首先是由方向决定的。比如说我要去北京,那我肯定要向着北京,如果向着广州,是肯定到不了北京的。再说,有些事情,孩子是试不起的,比如杀人,你可以试一试吗?比如吸毒,你可以试一试吗?比如未婚先孕,你可以试一试吗?

和:刚才你也说到了爱情,这是我们访谈的惯例,我想问问您对爱情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前面的访谈里张贤亮先生也谈的很精彩,王安忆也说过了,他们两个特别大的共同点就是认为不存在爱情。

郭:对于爱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尊重并理解两位前辈的观点,但在我看来,爱情是存在的,而且它是永恒存在的。但是我认为“爱”和“情”是两个概念。我没有做过考训,就字面来看,“情”是“长青的心”,可见,“情”是让“心”“长青”的那个东西。而要想让心“长青”,最关键的是要有爱。那么,什么是爱?古人是怎么理解爱的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把我的心拿出来给你,这派学者认为,那个繁体字中间的象形是“心”;还有一种说法,中间的那个象形是“胃”,什么意思?知冷知热啊。这倒是更像中国人理解的爱情,知冷知热。所以中国的爱情比较含蓄,因为它是一种知冷知热的方式。

和:那就是互相心疼了。

郭:对,所以,不管是“把我的心给你”还是“知冷知热”,我觉得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付出,都有一个利他在其中。因此,在我看来,爱是没有条件的付出。如果我今天对你好,心里就想着你明天也一定要对我好,在我看来,就不是爱。

和:那是交换。

郭:对,我们现在通常讲的爱,像这种情形的很多,我在中山大学讲完这个观点,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跟我讨论,他认为,如果不求回报,我的爱又有什么意义?

和:爱就是无条件的付出但希望有回报。

郭:我只能告诉他,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确实,当你真正体会过真爱,你就会觉得,爱本身就是意义,而且是最大的意义。

真爱是不求回报的,那是类似一种母爱的东西,父爱也一样,所以它永恒。只要这种关系一建立,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父亲,这种关系就是不变的。因此,我还真有些认同古人讲的女儿是父亲前世情人的说法,这种通过两世完成,最后变成一种纯粹的感情的时空穿梭,也许才是爱情。相比之下,今天的人们有些太心急了,第一次相见就说我喜欢你,第二次相见就说我爱你,第三次相见就说我要你,这是不是爱情?

因此,“情”应该由“爱”做大前提,而“爱”是无条件的付出。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标准,那都应该是打引号的爱情。因此,我们现在谈论的更多的不是根本意义上的爱情。大前提:无条件的付出!

和:很特别,你的回答很特别,和你前面的理论是一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你的影响很深,就读书来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或作品是什么?

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生我、长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是父老乡亲。

和:有什么具体作品没有呢?

郭: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我这两年在讲的民间传统。民间传统是和大地离得最近的那一层。当你生下来,也许没有书读,但你不可避免地在接受民间传统。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在上学之前,在父母的被窝里面听到的那些,在乡邻家的红白喜事时感觉到的那些,在父亲写的大红对联上看到的那些,等等。这是“人文”部分,更不要说“天文”了。

日月无声,昼夜放光。

天地不语,万物生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君子盛德,耕耘无声。

如来境界,无有边际。

有情众生,知泽知惠。

谨具牺牲,顶香奉献。

聊表寸心,伏请尚飨!

这是《农历》中“大先生”在中秋祭礼上读的一段话,你说,那无声的日月,不语的天地,无言的桃李,无声的耕耘,是不是一部部我们一生都无法读尽无法参透的大书呢?

和:就是你从小耳濡目染的东西。

郭:对,现在看来,正是那些,成为我价值观的基础,也成了我为人为文的决定性导向。比如《农历》中,中秋节,“大先生”让五月和六月把从自家树上摘下来的梨分送给所有乡亲,姐弟俩当时还不情愿呢,谁想回来时包里装得更多。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朴素最有效的受教育。再比如,过大年的时候,“大先生”要带着五月六月到无名氏的坟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乱人坟上去烧些纸钱。还有大年初一黎明,“父亲”发现傻子家门上没有贴上对联,就把自家门上的揭下来去补贴。包括各种形式的祝福,仪式。等等。

和:你觉不觉得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很幸运?

郭:我觉得可能在古代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的。

和:古代并不是这样的完美社会。

郭:我相信大多数都是这样,虽然他们并不一定都是“大先生”,很可能许多人都是文盲,但这不影响他们是大德智者。比如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讲我奶奶那个时代,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烧一瓦罐开水,放在马路边,再来干自家的活。那水是给过路的行人喝的。

和:现在你在路边放一罐水,谁敢喝啊?

郭:对,即使你真放,别人也不敢喝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好的传统就破了,随之产生的喜乐也破了,我们已经永远无法体会那“一瓦罐水”带来的喜悦了。

和:从您现在所谈论的,对您有影响的作家和物事,让我觉得你对小说是不会再有什么兴趣了。我想将来你也不会再写小说了吧?

郭:有这种可能,但也不一定。

和:那你不觉得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放弃了他本来做得很好的东西,转而来宣传这种教化,就是说从一个写作者,向一个教师转化,是否有点儿可惜?

郭: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也不觉得是一个教师,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传统的义工。我到现在也没有说一定要放弃什么或者选择什么,我是比较接受一种就像农历中庄稼或者树木生长的那种方式,该开花的时候就开花,该结果的时候就结果,现在该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和:不想刻意为之,只想顺其自然。

郭:对,比如今天有一个人需要我去和他谈心,他很痛苦,很可能马上就要崩溃了,需要跟我聊一聊安详,那我觉得跟他聊天就是头等大事,我肯定不能因为我正有一个写作计划而拒绝他的诉求。

和:如果一个人很痛苦特别想读到你写的长篇小说呢?会不会为了他写新的?

郭:那当然,那我也许还会写下去,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还是开头那句话,缺什么去补什么吧。

和:你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什么样?

郭:我原来曾经设计过自己的一生,但是现在不愿意了。我更愿意有一种现场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在现场,把这一刻做为永恒。因为现场是快乐的前提,或者说现场本身就是快乐。有那么一些日子,我寻寻觅觅拼拼打打却从来不快乐。现在,我更愿意把自己从不快乐到比较快乐的这个过程分享给读者。所以,我现在常常唠叨:我们追求权力难道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带来的喜悦吗?我们追求财富难道不是为了追求财富带来的喜悦吗?我们追求爱情难道不是为了追求爱情带来的喜悦吗?但是,如果这一刻,我们就在喜悦中,我们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现场就是永恒。

和:你今天说得很好,受益匪浅。原来对您的理解里面比较模糊的地方也感觉清晰多了。还有一个问题,西海固是一个很贫困的地方,但是在您的作品里我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反而感受到那地方所带来的朴素、宁静和纯粹,这是你自己回望过去的感受?还是文学加工后的效果?

郭:在我看来,贫困压根就是一个假象。我这样说可能会引来许多人的反感,包括父老乡亲的。站着说话腰不疼,你现在日子好过了,来说这个话。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富贵”,即便他是亿万富翁,他也是贫穷的;但一个人如果真的找到他自己本原意义上的“富贵”之后,他可能一贫如洗,但是他是富有的。

和:这是精神带来的富有,像特莱莎嬷嬷。

郭: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西海固确实是一个贫困的地方。甚至被联合国官员认为那里没有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我确实在那个地方感受到了可能在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富贵”。我特别感谢上苍把我降生在西海固那个地方。

和:给了你对生活理解的诗意。对于你这个人来说,可能把你生在哪儿你都要感恩。

郭:但是如果上苍把我降生在北京、上海或者纽约,那就很可能没有《农历》这本书。

和:但你可能会换角度写出别的作品,而心里同样感恩。

郭:你这样讲,拓展了我的思维。我在感恩西海固的时候进入了一种执着,感谢你对我的矫正。

和:能否请您对《黄河文学》的读者们说一句话?

郭: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读者,只有知音,既是知音,就无须多说什么了。

附:采访手记

安详的执着

和歌

他用一种积极的时而安静时而张扬的方式,用一种舍我其谁的姿态,投身到对于“安详”的执着之中。如果说《农历》是一种唯美静雅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怀恋,则《寻找安详》是他对于“安详”的热烈奔放的示爱。

对于是否接受采访,郭文斌老师犹豫了许久。他总觉得在自任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有关自己的访谈,有点儿徇私的味道。另外就是,他不想对《农历》在结束不久的茅盾文学奖获得第七的成绩说什么。他现在很多的注意力都在“安详”上。关于安详,他有很多话说,有很多课要讲,还有很多路要跑。他想把自己“曾经”体验到的安详对于人的身心的大益宣讲出来,“普渡众生”,虽然由此而来的忙碌占用了他许多本可“安详”的时间。

所以在那间闹中取静的咖啡馆里的采访很像是一堂课,一堂关于“安详”的公开课。对于我所有的问题,他都能不假思索地娓娓道来,对于所有可能涉及私人体验的问题,他都有“官网”式的现成结论。显然,关于“安详”的一切,他已经思考得比较醇熟了。让我觉得十分有趣的是,即使是相熟的人,面对录音机的时候,会与平时那么不同。“安详”主题采访结束后,我又重读《安详》、《农历》等,略略明白了他的思想激情的来由。

多年以前,郭文斌曾经陷入一种人生的低谷。不仅身患怪病,而且因此耽误了事业,写作上也没有转机和突破。幸运的是,他得到一位“高人”指点,内容很简单,就是每天至少用两小时的时间,重读一些经典。他依言行事,没想到不但心境大为改观,亦重获健康,事业也蒸蒸日上。这次指点的关键词就是“安详”。

安详本是汉语里表达一种安宁详和的心境的词汇。但经由郭文斌的理解和阐发,“安详”的内涵大为丰富,更多地是指人生的一种状态,一种境界。是在体悟了人生的很多况味后,最终达到的一种充满活力的平静。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人能够摒弃很多不必要的物质追求,人会在最简单质朴的生活中,得到平实的人生快乐,和内心的喜悦宁静。能够在“不逾矩”的前提下“从心所欲”。具体做来,就是要在每个当下的时刻,都专注于眼前的生活,努力做好自己的事,经常反省,满足并感恩生活。

这当然是一种很美好的人生状态。尤其是在人心浮躁的今天,每个人都极易为物欲所

推动,终日狂奔在名利的跑道上,很容易就迷失了“心”的方向。郭文斌认为,追求并保持“安详”可以让人们获得更大的内在力量和快乐,而重读《论语》、《三字经》等经典,重拾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通向安详的一条捷径。他比喻说:“安详是一剂药,安详是一杯茶,安详是一条回家的路。”为了让“安详”更加深入人心,他要做的事很多。但已经得到的反馈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他举出一些例子,证明“安详”对一些听众的帮助,这些例子也成了他不断奔波演讲的动力所在。为此他多多少少地放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恰在此时,《农历》在茅盾文学奖评比中获得不错的成绩,似乎在提醒着什么。

我一直觉得郭文斌的小说很特别。遍阅当今的小说,很容易有千人一面的感觉。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感觉意象,都极其相似。相似的悲叹,相似的怀旧,相似的欲望,相似的理想,以及最终相似的解脱。而他则有明显的不同。

这种不同,并不在于他那种能让人在不知不觉间静下来的文字氛围,也不在于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持和宣讲,甚至也无关乎他创造出的一个“农历”世界,这些都不是。他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被大家所理解的那个文学所左右,而是把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用比较相衬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的兴奋点并不是文学,也不是文字,而是他独自持有的某种理想化的世界图景,和他所理解的人生最值得推崇的状态:“安详”。如他所说:“写作的过程就是一种情怀、一种理念、一种价值取向诞生的过程”。但这并不能掩盖《农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

我们很少看到如此大胆甚至有些冒险的文学实验。一是题材上的冒险。中国的农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渐渐地成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仍然在过着春节,吃着粽子和月饼,但是,这些节日真正的内涵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远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些充满虔敬意味的仪式和细节,也早已遁出我们的记忆。把几乎不为人重视的农历中的节日用小说的形式一一呈现出来,把那些模糊的意义明确地艺术地表现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二是文体上的冒险。作者在最初几篇的写作中,鬼使神差地采用了两个儿童作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无意中给自己提出了创作上的挑战。这是一种看似讨巧,其实费力的设计。不可能有宕荡起伏的情节,不可能有百转千回的心理描写,又必须关照到可读性。他曾说,正是因为用两个孩子作主角,这本书,虽然只有十五个节日,却整整写了十二年。其间,没有灵感,就绝提不起笔来。

然而,《农历》并未最终疑似童话故事。作者把场景设置得尽可能单纯,直接,人物的设置也几乎只有最必不可少的几个。他为自己的主题创造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但我们并不觉得它单薄,相反它以其朴实而不拙笨,唯美而不空洞的语言,一方面展示了中国语言丰富的内涵和可塑性,同时,也呈现出作者对于所写主题的控制能力,人物的对话暗含玄机,充满智慧,父母双亲的形象宽容温暖又不失原则,孩子们顽皮聪慧又不乏狡猳。但是因为它有一个核心,即儿童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疑惑,同时也是每个人终生要面对的一些困惑,从而使《农历》虽然清澈、纯粹,但蕴藏着内在的活力,暗含着一个思想者才有的内心高度。

表面看来,《农历》在结构上的精致与独具匠心,在语言上的自如和回归,与作者在“安详”之说上的强势和执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若深加探究,会发现二者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那是作者用不同的形貌表达了他对传统的向往和敬意。一种是把它的诗意与美感呈现出来,一种把它的内涵和意义直白地表述出来。

我一直觉得,好的作家应该隐藏自己的观念,不要替读者作判断。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呈现。灌输和传达观念则是理论家的事。然而,文学又是不拘形式的,每个作者都能从不同的路径登上不同的顶峰。即使受观念影响的写作,也有极为成功的先例。但著名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例子却引人深思。他毕生写作,同时毕生致力于传达他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追求。他的不少剧作就是为表达他的某一个观点。但事实证明,那些作品在轰动一时之后,就渐渐被遗忘了;反倒是他的自传《词语》因为其对童年的独特理解而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所有那些思考最终完善了他的文学感知,观念虽然约束了他但也深刻了他。

也许,凭着对“安详”的执着,《农历》的作者终能更从容地行走在他自己的文学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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